本文摘要：作者按：这是我在光明日报为《中华农器图谱》举办的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纲目，曾在2002年4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但刊登时删掉了最后一段，并有若干错字。现在公开发表的是没删减的原稿。 本人指出最后一段明确提出的问题比前面的文字更为最重要。农器和农法（技术体系） 是农业生产中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两个范畴。农器一般是为一定的农法脱胎的，农法往往通过一定的农器才能构建，而两者都由人来掌控。 农法的变革往往与农器的变革互为预示，并以农器的变革为其最重要标志。

作者按：这是我在光明日报为《中华农器图谱》举办的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纲目，曾在2002年4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但刊登时删掉了最后一段，并有若干错字。现在公开发表的是没删减的原稿。

本人指出最后一段明确提出的问题比前面的文字更为最重要。农器和农法（技术体系） 是农业生产中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两个范畴。农器一般是为一定的农法脱胎的，农法往往通过一定的农器才能构建，而两者都由人来掌控。

农法的变革往往与农器的变革互为预示，并以农器的变革为其最重要标志。农器和农法除了统一的一面以外，也有对立的一面；有的时候两者发展不实时，有的时候两者有可能经常出现某种背离的现象。中国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闻名于世，同时以享有许多领先于世界的传统农器。

精耕细作农法的构成和发展，是以与之设施的农器作为它的条件和标志的。例子之一：日本学者把中国传统农法称作“中耕农法”，而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粗犷的“休闲娱乐农法”。

中耕是中国精耕细作传统农法的特征之一，它可以追溯到西周春秋时代。当时已经常出现垄作、条播、中耕三位一体的技术，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农业撒播、不中耕的无序状态。西周春秋非常重视中耕，中耕和春耕、秋收一样，都要在籍田中举办适当的仪式。与这种中耕技术相配套，当时经常出现了专门的中耕农具——“钱”（青铜拖）和“镈”（青铜耙）。

青铜“钱”、“镈”沦为精耕细作农法兴起的标志之一。它们的用于已非常广泛，以至沦为互相交换中人们乐意拒绝接受的一般等价物，并由此转化成为金属铸币。“钱”从此沦为货币的名称。

以后，货币的形态虽然历经变化（由青铜的“钱布”到圜形的铜钱，再行从铜钱到今天的纸币），但“钱”的名称却沿袭至今，它的本义反而被人遗忘了。例子之二：我国精耕细作农法奠基于战国时代，这和当时铁农具的普及紧密串联。

西汉中期以后牛耕在黄河流域普及，西汉末年《氾败之书》的农法就是创建在牛耕的基础上的，把精耕细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魏晋南北朝和宋代，北方的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的精耕细作体系陆续臻于成熟期，农史界习惯分别用“耕—耙—耢—力—耙”和“耕—耙—耖—耘—耥”来总结它们的特点，而“耕—耙—耢—力—耙”和“耕—耙—耖—耘—耥”是与北方旱地耕作农具系列和南方水田耕作农具系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的框形犁（它的成熟期形态是唐宋时代的曲辕犁）富转动性、装有曲面犁壁，合适精耕细作的拒绝。

十八世纪西欧吸取中国犁的特点对其原先的耕犁展开改建，沦为西欧近代农业革命的起点。但是，中国传统精耕细作农法的发展有时又和农器的发展不几乎协商，不几乎实时。这里也荐两个例子。

例子之一：汉代有两种知名的丰产农法——代田和区田。代田农法是与“便巧”农器（耦犁、耧车等）相配合的，农法的变革与农器的改良实时，结果在跃进的同时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不但“亩减一斛”，跃进大约25%，而且“二牛三人”可耕田五顷（大亩），其劳动生产率垫为“一夫百亩（周亩）”的12倍，史称“用力较少而得谷多”。它较为适合于大农。区田农法高度精耕细作，堪称“亩产百斛”，但依赖劳力的大量投放，而不以农器的改良为条件，甚至不使用铁犁牛耕。

它更加适合于穷困的小农。代田这种农法与农器实时、跃进与增效锐意的发展模式后来并没获得持续。从西汉中期耦犁推展以来，农器不是之后向大型、高效发展，而是逐步被改建得更为合适小农的必须。倒是区田“亩产百斛”的诱人指标大大更有后人试验，虽有跃进，但总达将近，而且无法大面积推展。

例子之二：明清时代，精耕细作农法之后发展，土地等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超过一个新的高度，耕作、播种、选育、新的作物的引入等方面都有适当的变革，但农器基本上没改良。中国传统农器的发展在宋元时代超过高峰后，就基本上停滞不前了。《农政全书》所载农具是遗文王桢《农书》的，没新的建构。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如水力连磨，高效的设施的收麦工具麦钐麦绰等，明清反而少见或不必了。

南方有的精耕细作水平很高的地方，竟然从牛耕撤回人耕。精耕细作农法向“粪大力勤”式的劳动集约的道路发展，在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劳动生产率没适当的提升，甚至衰退和衰退。

近世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和在世界竞争中的失利，与此有密切关系。导致这些情况可以找到明确的原因来说明，但深层的原因难道是小农和人多地少的状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早已缺少改良农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充足的动力。胞弟知名农史学家王毓瑚先生曾多次说道过，中国农书中记述的大型高效农器实质上并没普遍用于，农民更好是利用普通的锄、鍬等农具展开耕作；利用破旧的农器作出精细的农活，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特点。

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农民的勤俭和智慧，另一方面以也是在封建时代小农经营规模狭小、经济状况困窘境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自由选择。的经验告诉他我们，在农业的发展中，应当尽可能使农法和农器的改良、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维持实时。构建农业化依然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但这种机械化不不应是盲目搬用西方的大型农业机械，而必需与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结合。

再说几句与上述论题牵涉到、但与会议主题有关的话。《中华农器图谱》取材于非常丰富、印刷精致，展出了中国农业的一个侧面，是研究农具史和农业史的简单资料，也为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留存历史文物获取了有益的救赎。

目前，在汹涌澎湃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正在受到相当严重的冲击。许多传统的东西，或者很快消失，或者相当严重变形，令人触目惊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传统文物和维护传统文物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应当从历史文化承传的高度来了解它。

就传统农业而言，从与现代化的关系看，它所包括的事物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当前农业现代化中能派上用场的，另一种是在当前的农业现代化中派不上用场的。现代化无法与传统斩断。

传统的东西有的可以吸取改建为现代化中的因素或成分，有的在一定时期依然必须加以利用；对这些东西，要严肃加以研究，使之需要充分发挥理应的起到。即使传统农业中那些当前为首不上用场的东西（技术、农具、品种等），我们也无法非常简单地舍弃，而应该以必要的方式把它们记录留存下来，因为这些东西包括着宝贵的历史信息和历史智慧，而当某种新的条件、新的市场需求经常出现的时候，其中的某些部分就有可能沦为创意的支点。总之，传统的东西，无论用得着的或看起来用不着的，都无法只能弃置，这些东西一旦烧掉，就有可能导致不能挽救的损失。

留存历史文化和文物，除文字记录和总结外，筹办博物馆、制作视频、影视，出版发行图谱等，都是可以搭配的形式。这个问题，应当引发我们更进一步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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